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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明文化研究的定位与思考
发布日期:2013/6/20 10:22:17    567人阅读    作者:许恒贵 来源:amuseliu

滁州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出生地,也是明文化的发祥地。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出身平民的皇帝,对于封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完善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大明王朝存在的近 28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顶层继而滑向没落的转折时期,也是滁州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他承袭宋元,影响清代、民国直至现代。明文化研究是个大课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长期以来,滁州明文化研究仅限于地面实体文物与民间传说故事,没有提升到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层面上,也使得明文化的内涵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位。本文仅就明代尤其是明初对滁州历史发展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以凤阳府和直隶滁州设置为标志的行政建置提升了滁州在全国的地位。


滁州历史悠久,但在明以前皖东地区无统一的州府以上的行政建置,境内辖县均为周边路、道、府、州所领,明初凤阳府的设置打破了这一格局。凤阳府自明初始设至民国元年( 1912年)撤销,其间所辖州县变化较大,但作为一级行政建制存在了 500多年,明清两朝历任凤阳府知府达 180人之多。这是我们研究明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明初设立凤阳府,应该说与朱元璋有着极大的关系,也是明初政治格局的一个典型反映。大明江山的开国功勋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淮西(今凤阳、定远、明光一带)人,提升家乡的行政地位自然是大家的共同心声。洪武二年( 1369年)始建中都,洪武七年罢建中都设立凤阳府,可见凤阳府与中都城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凤阳府的政治地位无法与中都相比,但凤阳府的设置使得江淮之间第一次统一在一个独立的行政单元之下。


滁州虽始置于隋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领清流、来安、全椒等三县,且由于这一地区开发较晚,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唐宋时期始终位于全国下等州的地位,明初一度由凤阳府所领。朱元璋罢建中都后,定都南京从而使滁州成为京畿之地,继而使滁州上升为南京直隶州,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自隋初设立以来一直处于下等州的局面,自此后至民国滁州与南京的亲密关系始终没有割裂过。


民国时期虽裁撤府州,实行省直管县体制,但凤阳和滁县仍是相对概念的“道”(淮泗道)或“行政专员督察公署”的驻地,区域中心的地位得以延续。现代行政管理学认为,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有利于行政效能的提升,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明代凤阳府和直隶滁州的设立,其对江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绝不亚于 19496月设立滁县专区和 1992年年底省辖地级滁州市的设立。


二、太仆寺等中央机构的设置和明中都城、明皇陵等皇家特色的建筑成为大明文化历久弥坚的传承,其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朝自永乐初起实行两京制,使得滁州并没有因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而失去京畿地区的特殊区位。原本设在滁州的太仆寺因北京太仆寺的设立而改称南京太仆寺,简称南太仆寺。这是滁州历史上设立的唯一一个中央级行政管理机构。南京太仆寺负责管理两淮及江南马政,太仆寺官员三品到从七品,正卿为三品官,比当地州官品级还高两级。南太仆寺官员中有不少是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和知名人物。历任太仆寺卿、少卿不仅留下了大量诗文,也留下了他们曾经的足迹。这些文人士大夫虽然不介入州衙的日常政事,但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和非常时期的军事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理学家王阳明、散文学家归有光等。滁州东关遵阳街就是滁人为纪念王阳明而改的街名。


明中都城的营造与罢建是明初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朱元璋初定江山即决定在家乡建都,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小农意识”下的家乡观念作祟,淮西集团核心人物后来的结局从反面佐证了罢建中都的决策是正确的。中都虽未成为历史现实,但罢建中都对滁州的影响是深远的,以中都城、明皇陵等为代表的明文化建筑形态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这是有形的、实体的明文化,今天滁州、凤阳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打好这张牌。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尤其是自 2008年以来的“大滁城”建设,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提升城市的内涵。如 2011年市重点建设工程局专门在凤阳县召开“龙蟠河公园明中都城铜地雕”专家论证会。此外城市道路命名也注重融进历史文化元素,如洪武路、永乐路以及规划命名的阳明路、泰昌路、万历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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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滁州被称为“开天首郡”,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显而易见,这是继北宋中期以后滁州的又一个繁盛时期。因此,宋明文化是滁州历史的精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三、京京官道成为继大运河之后又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加快了南北经济文化在滁州的融合。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加强两京之间的联系在原有古道的基础上建成京京官道,这条官道的走向与今天京沪高速铁路走向几近重合。与这条官道相连接的四通八达的商道,推动了滁州乃至整个江淮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安定、交通发达、百姓安居,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明代成为继唐宋之后滁州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今天市境的一些历史地名可以成为那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旁证。


京京官道的基础是燕陵古道,它北自燕京(今北京)起始,经河北、山东、皖北抵淮河,在临淮关渡淮河后向东南经总铺、黄泥铺、红心驿、练铺、池河驿、岱山驿、大柳驿、广武卫、清流关至滁城,出城后经担子铺、官塘铺(乌衣)过滁河至江浦县境内,渡江后抵达金陵(今南京)。洪武八年( 1376年)为方便朱元璋回凤阳祭祖建成定远池河太平桥。朱棣迁都后全线整修,沿途增设驿站,成为那时两京间“高速公路”式的快速通道。


今天滁州市境内与北京、南京相联系的古道还有天长至南京古道、江淮中道、来安至南京古道以及扬州经天长至北京古道等,这些古道均成为现已建成的国道、省道的基础。


除官道、商道外,明代凤阳境内还有两条皇家专用的御道。一条是凤卸道,自凤阳城至皇陵;另一条是临燃道,自临淮关至燃灯寺。御道的存在使得凤阳并不因为中都城的罢建而失去皇家的色彩。


四、移民文化推动了皖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民众的劣根性,成为文化积淀的障碍。


滁州襟江带淮,地理位置特殊,在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南北过渡、东西承接的角色,历史上移民文化色彩浓重,尤其在经历了战争和连续不断的重大自然灾害之后,原住民往往所剩无几。填充来的移民又大多将这里作为进一步南徙的临时落脚地,造成了地域文化发育不够成熟,民众生存的根基不够牢固,也就根本谈不上文化的积淀了。其劣根性的典型表现是没有“持久发展”的思想,只顾初一、不想十五,流民意识严重,走不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明初淮西集团有影响的人物其后代寡有作为者众多,其思想根源就在于没有彻底摆脱流民的劣根性。


旧时代凤阳人外出乞讨有其深刻的自然和历史背景,就其源头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凤阳所处的地理环境较差,在自给自足的时代自然灾害对百姓的生活影响极大,灾荒之年无以为生只得外出乞讨,甚至连庙里的和尚也不能幸免;其二是与朱元璋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专门用以抑制豪强地主的强制移民政策息息相关。皖东地区在明以前的移民都是自发行为,从朱元璋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官方行为的移民”,因为是强制性的,其中不乏来自苏淞杭嘉湖这些全国最富庶地区的大户,所以这些移民到了移居地后很难安心,总想千方百计地回到原籍去,乞讨返乡成为他们逃避官府追查的有效手段。此后六百年间先后经历明末农民战争和近代太平天国革命,皖东境内出现两次人口锐减,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叛将李昭寿盘踞滁州三年,滁城周边百里几近荒无人烟。战争结束后,大量移民来到滁州成为今天滁州人的先民。


皖东地区地处江淮之间,历史上战争、饥荒交错,和平发展时期显得尤为珍贵。自秦汉至民国,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滁州先后经历了中唐、北宋、明初等少数几个繁盛时期,但终因诸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始终没能进入全国先进发达地区行列。建设一个繁荣昌盛、文明幸福的新滁州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