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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村志编纂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发布日期:2018/8/8 15:48:50    113人阅读    作者: 来源:

乡镇村志经历了首轮修志自发编纂到二轮修志规划编纂的过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中国名镇志”和“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以来,已经取得不少成功经验。本人参与方案的研讨,忝列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了数部镇志的学术顾问,到了几个地方授课并现场考察指导篇目制订,参与多部名镇志、名村志审稿工作,发现还存在不少问题。

体例篇目套县区志

当代编纂的乡镇村志有三种体式。一种是包罗万象的小而全志,姑且称之为“全志”。2013年10月,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下文修乡镇街道志。次年11月,在郑州市举办乡镇街道志编纂业务培训班上,本人看到几部乡镇志篇目,基本套用县区志体例结构。这种现象很普遍,上海市金山区编纂村志丛书,有一部村志一级篇目为:

总序、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第一章村域,第二章建置,第三章人口,第四章党的基层组织,第五章村级组织,第六章群团组织,第七章军事,第八章民政,第九章社会保障,第十章工业,第十一章农业,第十二章水利,第十三章  交通,第十四章住房建设和土地管理,第十五章电、煤、燃气、电话、广播和电视,第十六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十七章教育,第十八章文化,第十九章  卫生,第二十章体育,第二十一章宗教,第二十二章人民生活,第二十三章人物,第二十四章风俗,第二十五章方言,附录,编后记。

这个志篇目排列明显存在逻辑问题,一是将二产“工业”排在一产“农业”之前,颠倒了客观规律;二是第十五章“电、煤、燃气、电话、广播和电视”,六个方面合成一章,是个大杂烩。三是第二十三章人物,夹在社会部类之中,从体裁上划分,人物不是志,是传、表体裁,应放在社会部类志之后,单独作为一个部类编排。除了篇目排列问题之外,主要这个志的体例是一个接近县区志的篇目体式,别说是村志,就是镇志也不可能如此涉猎方方面面,除非这个村有华西村那样的规模。直言之,这样小而全的村志篇目,不适合很多普通村志的编纂。

中国名镇志和中国名村志(以下称“名志”)启动之后,各地热情很高,实施过程中发现,既然符合修名镇名村志的地方,更有强烈的愿望,要修一部小而全的志,即本文所称的“全志”。所以很多地方,在修“名志”之前就编修过“全志”,没修过的在修“名志”的同时也在修“全志”,目的是在求全的基础上,再求名求特,修“名志”。这种做法是一个由博返约、去粗取精的过程,值得提倡。怎么求全,无论如何体例上不能套用县区志结构。篇目设计是以社会分工为立志基础的。就社会分工而言,乡镇村常说一句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说明乡镇村机构不完全与县区机构条条块块相对应,而是下面“一根针”穿上面“千条线”的格局,修志就要结合实际设置篇目。所以,本人在郑州、扬州等地讲课,针对修全志的编纂要求,推荐一级篇目设置“建置、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七个纲目,前后加设“概述”“大事纪略”。这是首轮修志普遍使用的大篇体。这种体式无法解决市县经济、政治、文化部类行业多“千条线”的问题,正好用在乡镇村志上,将那些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千条线”“一根针”穿起来,然后将有类无实体的行业设在分目和条目的层次上,就脱离了县区志的窠臼,理顺了乡镇村志篇目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关系,便于编纂。

乡镇村志的第二种体式是“名志”,即中国名镇志和名村志的编纂体式。中指办启动这项工作筹备很充分,一开初就提供了基本篇目,各地参考基本篇目,因地制宜,运作不难。2015年4月,受山东临朐县的邀请,本人前往该县冶源镇指导镇志编修。在该镇考察一天,深为这个镇入选名镇志担忧,基本情况不够理想,与南方一些文化名镇相差甚远。后与县志办领导和主要编纂人员座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找米下锅,共同敲定突出别具一格的工艺特产“红丝砚”、老龙湾景点和书法碑刻“龙”、冯氏家族学术文化三个特色。初稿完成后,本人认真审稿,编者认真修改,作为第一批“中国名镇志”丛书之一出版,质量基本达到要求。2016年5月,中指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届全国名镇论坛暨中国名镇志丛书出版座谈会,编委会顾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徐匡迪在会上讲话中指出,我到了几十个名镇,基本不看经济建设,只看历史文化,经济建设没人感兴趣,只有历史文化才能吸引人。这段讲话深中肯綮,反映了志书受众的一个倾向。所以编纂名镇名村志,就是要重人文,轻经济,做足历史文化文章。

乡镇村志第三种体式就是“简志”。为何编纂简志?简言之,就是有很多乡镇没有条件修志,只能依靠上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汇集一地所有乡镇情况的简志。1997年,本人主编了一部乡镇简志,篇目设计就是突出一个“简”字,除了“概述”之外,只设计了“自然环境、经济建设、党政群团、科教文卫、历史人物、大事纪略”六个纲目。乡镇街道村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过去缺乏材料、财力和人才,现在姑且不谈缺财力和人才,修志材料实在没多少。信息量小,志书就不能设置大而空的“全志”编纂体式。实事求是,普遍编修乡镇简志是可行的,符合乡村地情实际,现在湖南正在大规模地开展全省统一编纂的《湖南乡镇简志》。相信,这样的乡镇简志编修格局会逐步推广开来。

乡镇村志三种编纂体式,实践告诉我们可以因地而异,没有哪一种体式可以全覆盖,《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中规定:“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遵照这一规定,“简志”贵简,可鼓励普遍编修;“名志”贵名特,不符合条件的就不要修;“全志”贵全,有条件者可以修,但怎么全,一句话,篇目要量体裁衣,不能套用县区志的体例结构。

宗族家谱记述失度

自古以来,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三大支柱。三者在编纂中有互相渗透,特别修乡镇村志时,由于基层缺乏档案和文献材料,唯有完整齐全的文献就是家谱,所以,很多乡镇村志把家谱大量引入志书。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记述人口时,人口不按居民组统计,按姓氏统计,写姓氏有多少人口可以,但不能统计全村人口也分姓氏来统计,就过分宣扬了宗法观念。记述宗族时,记述每个宗族代表人是谁,代表人是族长吗?记述家谱时,不是分姓氏简要介绍,而是一个版本一个条目,内容特别详细,里面的人物故事都写进来了,像写家谱论文似地。记述家谱序跋时,有闻必录,现代家谱的序跋文字冗长,收入徒增篇幅。

志书可以写宗族家谱,姓氏来源、家谱编修、家风、家训、宗祠等,这些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宗法观念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面,过于宣扬就不利于地方团结,甚至不利于村民自治。所以要有选择地记载家谱文化、道德规范、祠堂典礼等,有些细节还是让其家谱这个文献来承载。“家谱序跋”可以入志,但一定要选择篇幅短、文字精深、涉及谱例和修纂方法的,作为“艺文”“序跋”类收录。现代家谱序言鲜有精品,就没有必要收入。

名镇名村编纂中,将一些名门望族专设一类来突出地方特色,也是可行的,例如《周庄镇志》的沈氏家族“沈万三”,《冶源镇志》的“冯氏世家”,都写得很丰满,不仅仅记述家族世袭传承,更重要的反映这些家族对本地的贡献和文化的繁荣。最近审读了一部《李家疃村志》稿,其中一大类就是“王氏家族”,但这一级纲目之下没有再分条目,过于笼统和简单,几乎就是家谱形式,从多少世迁入,一世一世竖写下来,资料也局限于家谱,这样写就失去专类记述家族的意义。从全志记述这个家族的资料看,这个家族值得专题记述,审稿人建议编者深挖资料,设置八个分目重新撰稿。

家族变迁,写该家族来源、迁入迁出情况。

世袭传承,列世袭表,从入境第一世到搁笔时家族分布现状。

科举政绩,写科举取士,为官从政、武举团练等情况。

家学艺术,写著述,五音戏等艺术表演。

商贾贸易,写丝绸、茶叶和钱庄经营。

府邸庄园,写王氏四府、九门、一庄、一园等大宅区建设,兴废修缮情况。

家谱家风,写家谱续修,家训摘录,家风家教。

名流辈出,写王氏家族名人小传。

人物入志门槛太低

以事系人,强化人文,是修志的优良传统,但不能发展成为人人入志。如当今赫赫有名的《白沙村志》,全村800多人,一人一个条目,姓名字号、与家主关系、出生年月、在业状况,名曰村志,实为家谱。志可载入家谱编修情况,但不能用谱的格式来编写人物志。可有的学者和刊物还推崇说这是吸收家谱编纂手法创新修志的好方法。不敢苟同!学者也好,刊物也好,不能为发文章而写文章,不顾文献类别的科学性,牵强附会,误导他人。志就是志,谱就是谱,不反对修谱,但用谱的方法修志,那志就离谱了。倘若这也是创新方法,那么现在要修全国一统志,不要写其他东西了,仅记述14亿人口名字就该需要多少亿字?建议这部村志重修时,一定要克服这一弊端。

有的志虽然不人人入志,设置了门槛,但表现手法失当。如有一部镇志设立了《名人年谱》。不论这名人有多大名气,在一册镇志中设置年谱,一是篇幅容纳不了,二是与人物传略交叉重复。例如“任××”,在人物传略中只有两三行字,不成为传;而其年谱则长达4页,篇幅太大,严重挖空了人物传的资料。当代省、市、县三级志书中都很少见有个人年谱设置,怎么一部镇志,居然设置几千字的个人年谱,显然是乱体之举。

不仅年谱篇幅大,有的村志人物传略篇幅出奇的长。《乔李村志》送审稿用写通讯报道、故事小说形式写人物传,有几个传是四五千字,村书记的传写了八千多字,创下史志人物传篇幅之最。克服这样情形发生,建议乡镇村志人物传不仅要业务辅导到位,还要具体规范撰稿要素和篇幅,人物传要素写传主生卒年、籍贯、荣誉称号、主要简历、一两件闪光事迹;篇幅最长控制在千字以内,一般小传三五百字足矣。

人物入志无论是传略还是简介,抑或人物表,都应该有个标准,特别是领导任职表,不能滥到什么职务职业都列人物表。有一部村志,设置了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民兵营长、村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小学教师、卫生室医生等一系列人物表。打开志书,人人是官员,个个都是历史人物,这样的志书价值何在?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公足以绝请托”,就是防止人物请托入志。人物是志书敏感部类,一定要立标准,各种体式的标准不同,“名志”站位最高,必须站到历史的高度、站到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出版的中国名镇志的高度,人物入志的门槛自然就抬高了。

重大历史事件阙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镇村重大历史事件是什么?无疑是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大跃进、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村民自治。除“文化大革命”具有普遍性外,其他都是轰轰烈烈特有发生在乡村。生产关系变革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农村社会发展史。大跃进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民炼钢,将原始森林破坏殆尽,自然环境面貌全非。农业学大寨改天斗地,农田改造,水利兴修功不可没;“大呼隆”,“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经济濒临崩溃。“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扫四旧,乡村古建筑和传统文化遭遇灭顶之灾。“村民自治”意义重大,尤其村长直选,国内外关注。这些跨度几十年的亘古以来发生在乡村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本人在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方案研讨会上就呼吁过,至少在“大事纪略”中设置条目反映,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乡镇村志能够正确记述,有的几乎只字不提,割断历史,导致乡愁失忆。

如何正确记述重大历史事件,首先要解决长期以来禁锢方志领域的“左”倾思想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左”的藩篱早已冲破,现在依然抱着过去“左”的观念,实际上已经变成行左实右的解放思想绊脚石。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史鉴今、启迪后人。……高度重视编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李克强总理批示“贵在史识,重在致用。……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这些讲话和批示很精辟,为我们修志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发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前提是要提高“史识”:亡其史就亡其民族的开始,忘记历史就对民族的背叛。我们记述战争,就是为了避免战争,争取和平,所以,我们对日本教科书回避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实行零容忍。我们记述动乱和苦难,就是为了后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动乱,珍惜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所以,我们对编史修志回避动乱和苦难历史的行为同样要零容忍!编纂乡镇村志,理直气壮,秉笔直书重大历史事件,还一个完整的乡村历史,留住乡愁,资治后世,惠及子孙。

艺文志滥收无标准

严格意义上讲,乡镇街道村区域小,人口少,文化处于边缘地带,艺文志基本没有多少内容可记,除了特别突出的历史文化名镇之外,一般的乡镇村志可不设立艺文志。奇怪的是所见到的乡镇村志,大都设置了艺文志,而且分量很重,以显示地灵人杰,文化繁荣。而当审视艺文志的内容时,则会发现艺文志滥收无标准。如山西临汾的一部村志稿,艺文收录悼念村书记的文章、诗歌、长挽联,多达十来篇。官大好吟诗,认人不认文,谁职务高,就收录谁的作品,有的作品后面注解作者任什么官职,作品貌似律诗,句式不对仗,文字不押韵,更谈不上什么思想性和意境,毫无收入艺文志的价值。

分析艺文志发生的问题,不难发现许多乡镇村志编者不了解艺文志收录对象与标准。艺文志可以说是一地的文化遗产,收录对象是前人已经发表的,或是经过历史沉淀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精典;当代诗文应该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的、获奖入选文集的、社会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总之,艺文志选录的是精英文化,而不是尚未发表的新人新作大众文化,传说故事、轶闻趣事都要格调高雅,具有正能量的美丽的传说,别把阴晦不堪荒诞不经的文字垃圾塞进艺文志,尤其不能把艺文志当作发表作品的阵地,编者自己也新作诗文囊收其中。这些在编审出版过程中,要严把质量关,宁缺毋滥,数量少,质量低,可采取断然措施,一般乡镇村志不设艺文志。

重要史实缺乏出处

名镇名村志,相对来说是历史悠久的地方,但有的乡镇村无修志传统,历史上没有志书,重要史实缺乏历史文献记载,导致有些历史记述捕风捉影,没有考证和资料出处。例如有一部村志稿,记述千年古埠“白马城”,说是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建,2200多年了,其城墙保留至今,还附有古城墙照片。这么古老的建筑是真的吗?它的原始记载出自何处?这两千多年的古城墙为何不申报文化遗产?为何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志稿揭示,不要说是省级的,连县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可见真实性值得怀疑。这样重要史实必须有根有据有出处,不能把传说当历史,不能张冠李戴将其他地方历史移花接木,因为该志稿记载,距离这个村4公里处,就有一个“北麻城村”建置,从村的命名看与“白马城”谐音,或许两村有地望之争。这类问题需要考证核实,本村没有旧志,必须从州府县志中找历史依据,遵循学术规范,杜绝以讹传讹,遗害志书的生命。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乡镇村志中遇到很多,历史事实没有文献佐证,东扯西拉写传说。有的事件很小,例如有个村志的“大事纪略”,将“业余剧团获省奖”“某某某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村办企业起步”等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当作“大事纪略”条目记述,本身没有东西可“纪”,只有“略”写成一两行字,枉费了“大事纪略”好名声。不久前,在安徽省全省修志业务培训班上,针对审稿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本人发表了一番感慨:东扯葫芦西扯瓢,鸡毛蒜皮漫天飘;捡起芝麻当西瓜,糊弄编审小儿曹。虽然这些现象不能一概而论,但在乡镇村志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客观上讲不是将编审当小孩儿糊弄,而是乡镇村原本就没有多少大事可记,该记的大事又回避了,于是乎翻来翻去,除了鸡毛蒜皮,还是蒜皮鸡毛。所以,各省在推进中国名镇志、名村志这项工作时,一定要按照《规划纲要》中的规定,选取有条件的地方编纂“名志”,无名无特,毋滥宁缺,确保文化工程志书质量。

文体文风把握不住

文体文风是修志普遍存在的问题,省、市、县三级志书是三级志办专业修志人员编纂的,反复培训,几易其稿,出版后还会出现文体文风问题,语言没有历史感。而乡镇村修志,多数是兼职的“民兵”所为,没有修志历练,即使有业务培训也是一拳头买卖,修志感觉还没找到,一年半载就要拿出一部志稿出来,要想文体文风不出问题,神仙都做不到。

文体文风出问题,内在原因是资料来源于总结报告、新闻报道,编者是公文先生,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外在现象是概述像总结报告,人物传像通讯报道,条目标题像文艺广告,语言表述胡编乱造。有些是名镇名村志业务指导者主张导致,片面追求可读性,将碑刻题字当类目标题;有的是一个行当的形容祠将“民间艺术”冠名“粉墨春秋”;有的明明是“馆藏文物”,标题却说“遗珍荟萃”;还有的标题让人不知所云:“铁马秋风,千载云烟;曙光初照,神府中心;平凡世界,岁月峥嵘。”这是文学作品对某一物件和场面的渲染,编写旅游手册可以,而作为志书条目标题则不可以。古人修志,志中文字用文言文,措辞用字很讲究文气,可条目标题用语很朴实,几乎一律是名词。新编志书出问题首先就是篇目标题,不懂得修志是从事现实主义的工作,偏要盲目追求浪漫主义色彩,把条目标题拟得天花乱坠,并误认为是雅俗共赏。本意是好的,坚守志体,又有创新,但实行起来,很容易走偏方向。从编纂规范来说,大多数方志学者认为还是要坚持志体为主,端正文风,严谨、朴实、通俗、流畅,不要文过饰非,弄巧成拙。

克服文体文风问题,无疑要加强修志业务培训。主管部门是否对乡镇村业余修志人员进行过培训,一看志稿文字就知道。例如有的村志稿不懂得记述人称角度,写民主时期革命斗争史,照搬照抄党史,殊不知党史是有鲜明的政治性,一党的历史,以第一人称行文,开口我党,闭口我军,如果经过业务培训了,相信会将党史资料的第一人称转换为方志的第三人称角度记述。修志本来就是朴实无华的文字,编者文字水平无论高低,都不要去故作高深,浅入深出,将志书文字写得晦涩难懂。文贵曲,史贵直。有的编写人员曲直不分,概述开篇之乎文乎:“石构建筑宏大,精美玉器璀璨,叹工程之巨伟,证文明之演进,‘史前华夏第一城’举世闻名。”可到下一行就没了“者也”,大白话出来了,读着让人感觉变了调。江苏《沙家浜镇志》稿概述,开篇一页文字都是抒情,“这里……这里……”读了一页还不知道是哪里,就是写散文,也不要这样千呼万唤始出来,不如开门见山,据事直书,述而不作。还有的对概念认识模糊,说“韦小庄村志,以一个村庄为载体……”这牵涉到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实际上村庄是记述的客体,载体是村志而不是村庄。这类问题不明白就不使用,用了适得其反。

上述几个共性问题的存在,我们不能完全怪责乡镇村修志人员,在开展两大文化工程的工作中,他们是主力军,但他们又确确实实是临时上阵的民兵。要解决乡镇村志的质量,首先要提高编者的素质,这就得依靠地方志队伍中的正规军,省、市、县专业修志机构要加强业务指导,提供人才技术支持,尤其要将层层审稿的职责落到实处。有些地方负责任,专门召开了审稿会。有些地方审稿流于形式,写几句套话,盖上公章了事。新编地方志是众手修志,众人拾柴火焰高,全国性的名镇名村志丛书,还得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打造一批无愧历史无愧子孙的精品佳志。

(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