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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史论志
发布日期:2018/8/30 8:58:50    102人阅读    作者: 来源:

近来翻阅了全国不少地方志书,感到一个最突出、最普遍的问题是:非志非史。史志不分。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修志中最大的缺陷和不足。

这当然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而是修志工作中断多年,多数地方已有七八十年从未正式修志,纵使我们接触一点知识,也多半是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那一套。也就是说,修志事业既是中华民族一个老传统,但又是一项新工作,大家都无这种实践。再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受清代章学诚“志乃史体”的影响。因为章氏以前,一般公私图书目录,以及许多学者,都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史学地位并不重要。章学诚通过长期的讲学、著述和修志实践。他为了“矫正”旧说,提高方志的地位和作用,他第一次提出了“志属信史”的创见,并同地理派戴震等人进行了一场论战,写下了《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有关方志理论,特别强调了志与史的统一性。他先后指出,方志乃“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国国史也。”“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章氏遗书》卷十四)

他在《报黄大俞先生书》中亦针砭了各种误说,他说:“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只多误作应酬文墨,近来渐渐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褒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故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正忌纂类而以地理专门自画,不知方志之所史载。”(《文史通义》外篇三)他论定“史志同源”,“一方之全史”,所以也就要紧扣“史法”,按“志乃史体”“志乃史裁”的原理来“搜罗文献,编纂方志”。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章学诚排除众议,独树己见,全面地论证了方志的性质和作用,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但他过多的强调了史志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史志间的差异性,这样也就造成后人,特别是今天修志之难,误认为“地方志,又名地方史”(李德运:《清代乾、嘉年间编修地方志的三个学派及其理论观点和方法简述》)、“有关章节均按章氏之述进行”(杨向明:《方志编纂方法》)。既然如此,也就会出现“史志不分”“非驴非马”之弊端。

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志像志”,少出废品,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方志界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积极开展学术讨论,真正搞清史志之间关系,用以指导实践。

从范围上看,有大小之别

史,章学诚《史籍考》又称“正史”,如中国以往廿四史及《新元史》《清史稿》等;因此,“志以郡分,史以国合,故国史为郡志之合,郡志即国史之分。”(清林搏《含山县志序》)

清代乾隆《无锡志例》亦云:“史编天下之大,志则录一邑之小。”这就是说,史以国为对象,志以一地为对象,前者化零为整,后者化整为零。很自然也就有前统后分,前大后小之别。

既然史记全国之事,志述一地之言,在记载范围上有广狭之殊,宏微之分,所以,史不可能顾及全国各地,细分详载,只能“阳开阴阖”“大刀阔斧”;志乘相反,它无论记事、记人、记物,都离不开一邑之地。本乡本土,因而,地区性就成为方志在空间方面的重要特征。

这正如张恕在《鄞县志序》中所言:“以一方之人修一方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这就是“故乡人写故乡志”的好处。

从时间上看,有上下之别

在中国历史上,修史一般有私修、官纂、奉敕私修三种。但不论那一种形式,都必须以前朝为对象,以纪往日兴亡之事。也就是说,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东汉以后,便形成一条“国可亡史不可灭”修史制度。任何人都不得违背。修史,既意味着旧王朝寿终正寝,又标志着新王朝的崛起诞生。史,从时间上看,可视为改朝换代的产物。

而志不同,它“窃以国史所述,宜述当时之事”(刘知几《书志篇》),侧重于当代。主记于今天,注重于现状横剖,以记述事物的广泛性,故有“史远志近”和“上下之别”。因此,也就形成中国历史上“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之说。

为了更好地做到承前启后,反映今天事物的因果关系,交待其来龙去脉,方志有时也不得不因事而异。上溯古代,统合古今,但这一切都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这里所谓古,既昨天的“今”。昨天的“今”早由昨天方志或其他史籍所载。所以古代从略,今天从详;“作者记事,亦在相时”(刘知几《书志篇》)。千万不能本末倒置,见古好古,越古越好。方志既然以“今”为主,当代人写当代志,必然成为时代的标志,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不言而喻,时代性也就成为方志在时间方面的重要特征。

时代特点,就是时代精神、时代要求和时代色彩。它无疑包括统治思想、法律秩序、文明程度、科学水平、社会风貌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旧志都充满了尊王思想和迷信色彩。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苛求古人。但我们也不能模仿古人,为了突出时代特点,而去生吞活剥,照搬照套,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其实“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只要把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熔为一炉,并用科学观和方法论,对史料加以认真的考核,合理的编排,正确使用当代语言等。其今天特点——思想性、科学性、人民性等,也就在其中了。

方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时近亦真”。时间愈近,其事则愈可靠,也就愈能为现实服务。若时隔久远,方志失修,就会千载难补,后人无法查考。也正因为如此,章学诚曾大声疾呼,要定期修志,设立志科。他说“州县之志,不可取辨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这样做,也就会“命史案牍,政事之凭籍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蠹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州县清立志科议》)真是真知灼见,至今仍不泯光彩。正是着眼于这无数个“今天”,志取无数个时代的“横断面”,就能最好地保存地方之文献,延续人类之文明。其扬所长,史志辉映,从而也就能建立起一座座文化宝库,去造福当代,惠及子孙。

从内容上看,有详略之别

如前所云,由于史举天下之大,志记一邑之小,这样也就有“志与史同源,史与志异流,其详略有体,其大小有分”(明张元益《重修新昌县志后序》),“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荀子》)这一现象。对此,民国方志学家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一书中论述得更加清楚。他说:“然全国民族之荣瘁隆污,史家笼统抽象之谈,须待此而征实,而灼知;本乎史而定施政设教之方针,亦待此后能备纤悉周到之方案,而后能谋部分具体之 实践。……盖英雄大刀阔斧,方志乃为之具细缕密针,史家活剥生吞,方志乃引之使浅斟细嚼。”

由于这一略一详,也就决定了史要“笼统抽象”“大刀阔斧”;志要“细缕密针”“浅斟细嚼”。如用章学诚形象化的比喻。就叫做“史如日月,志乘为镫”(“镫”古通灯)。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也就形成“史略志详”“史简志繁”之特征。

方志之所以要详备,一是它本身的需要,即欲“稽乎天文,察乎地利,上歌功德,下验民情,书从实录以纪中正焉”(白德昌《重修汝宁府志·序二),视方志为“一代致用之书”“辅治之书”。二是为国史取材所需,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说:“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布施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材,方将如《春秋》之借资于《百国宝书》也。”可见编修国史,且以志雪泥鸿爪之,俯拾集景之,如清《宝坻县志·序》说:“迨圣祖仁皇帝开设明史馆诏天下郡县各以志上,于是邑之续志出焉。”民国《安次县志·旧序》也说:“于今国家史馆宏开,下征书之令,斯志之成,适逢其会。”其私修史者,更注重于方志资料的搜集,如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朱彝尊之《日下旧闻》、钱辛楣之《辽史拾遗》、陈正源之《太平天国史稿》等,均从方志中剪取有关材料,借以立论。志犹丝织锦,史犹锦成衣。以致形成“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章学诚《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

正因为如此,方志内容非常广泛,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典国、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门类的增多,今天内容更是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光是社会志一门,就有民族、户口、氏族、移民、侨务、宗教、民俗、方言、歌舞、谣谚、服饰、器皿、烹饪等等。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载,不仅“地理”一词不能代替,就是历史也难以概括,主张方志“史地”说者,实际上只见源不见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见,史,主要通过时间先后顺序来展开历史画面;志,主要通过资料排比来反映事物的面貌,因此“志贵详备”是所有方志的普遍原则。亦因如此,志家历来对明代康海、韩邦靖所撰《武功》《朝邑》二志,提出种种非议:张学诚抨为“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立陋识也”;洪亮吉则点名道姓,讥为“事不师古”,“苟简之弊”;王学谟诘为“书之太简”;梁启超更联系自己的爱憎说:“明代志书虽称芜杂,但我愿得一般明志一种,而不愿如《武功志》《朝邑志》十种,以其无所取也。”这里,他们一致主详不主简。因为苟简,资料就会不详,史实不免遗漏,若事实失载,悖谬就会随时产生,方志强调“详备”不仅包括全面、具体,而且要信征、可靠,扬其特点。

“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所以“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洪亮吉《泾县志序》)。也只有这样,方志才能删芜撷秀,详赡明荃,去补史之缺,参史之略,匡史之误,续史之无。这也如同刘知几在《史通·书志篇》所云,“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缺,各自以为工。”

从写法上看,有纵横之别

旧史主要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大体例。虽然近代梁启超认为:“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但它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侧重于纵的方面著述往事,地方志则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横断面。因此它与史不同,它要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纵横结合,以横为主,以反映“一方之全”。清代章学诚说:“史体纵看,志体横看。”正好说明它们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

史志这中纵横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史以时分期,志以事分类;史以体为叙,志以类附编,史为时类相述,志是横排纵写,史为一条线,志为一大片(或曰:“块块结构”)。这种纵横分野,明人早就洞悉,并指出:“志者史之积也,史者志之成也。”(朱衣《嘉靖汉阳府志·自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自在编纂学上的分野区别:①史的优点是“年经事纬”“包举大端”;其缺点是“因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见”(刘知几《史通·二体》)。由此可见,史可以分期,写成断代史:而志不可分期,写成断代志,如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等,否则就会闹出新编《呼玛县志》失体之笑柄来。②志可以横剖穷尽,但往往是“偏于横剖,而缺乏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黄炎培《民国川沙县志序》)。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种体例都十全十美,但我们应准确地把握住各自编纂方法及其特点,去“画猫像猫,画狗像狗”,以便更好地修史像史,编志像志,防止史志不分,不伦不类之现象。不辨经纬,不知义例,不析纵横,无以纲目。

从作用上看,有表里之别

纵观中国历史,所有规章制度都可以“时迁世改”,但唯有“编史修志”这条传统却代代相传。封建帝王如此重视编史修志,不外乎二条,一是总结以往兴衰之经验,以图从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二是借编史修志来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名教、道德,并以此来维护其新王朝的社会秩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礼书》和《史记·乐书》中指出:“治上安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王朝便认为“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些都说明,编史修志,异工同曲,既是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一时一地文明建设的需要。

为此目的,史志又同工异曲,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分别“为命笔削”,从表里加以陈述。史“所载明君良臣切磨治道、威福盛衰之本”(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志“记一方形胜风俗,施政贤善之末”,史“掇取大旨,论其得失”,势如纲;志“条分缕析,汇列成编”,形似目。这里一本一末,一纲一目,一论一记,可归纳为“志言记也,与国史为表里”(清林搏《含山志序》)。故史有“国史”“正史”“资治通鉴”之称,方志亦有“国别史”“国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删”“辅治之书”之作用。

史志这种表里关系,民国方志学家瞿宣颖在《方志考稿序》中早以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说:“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及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它史实互证,六也。”清代《寿州志》仅农业方面,就记有:塘堰、沟渠、田赋、杂税、户口、丁赋、关权、盐引、硝额、蠲赈、储积、物产等内容,纤细入微地备载了一地物产和人民惨遭剥削的情况,这是史所无能力尽的。再如,一般经济史都指出,中国近代自然经济瓦解和商品经济发展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所造成的,但从局部来看,就不完全如此,有些确实是出于内部经济变化的结果,如李丙羚等所撰《宁国县志》中就有这样记述:“宁国为农业之区,土产甚富,足以供给,无商货经过。清咸丰前,民康物阜,盐以外,几无外货入境。兵燹后(指太平天国军——笔者注)土地荒旷,移两湖农民居此,乃以剩余物产对外贸易,索以竹、木、柴、炭为贸易大宗,近前后如桐油、香菇、杂粮、茶、烟、皮、纸等货,亦皆销于外。”这些,也是史无能为力的。还有农民起义情况,正史一般不载,或者只附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传中(如《后汉书》就把张角附于皇甫嵩传中,《宋史》把方腊附于童贯传中,而方志详述隐微,如明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和州一事,《明史》没有记载,《明季北略》等书也无墨迹,而章学诚《和州志》、陈廷桂《历阳典录》中都一一作了具体述叙。这一切都表明:史不能做到它能做到,史不能详尽的它能详尽,具有与史为互证,与史为表里的作用。

这种表里关系,不仅表现在内容胪列上,而且也表现在具体写法上。史主要是研究一地一事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并从本质上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演变规律。因此它可以有记有叙、有评有论、有褒有贬,以“述”为主。而志则要求反映一地一事的基本面貌(包括社会、自然现象两个方面),及其表彰一邑之人物。故方志不是论述性著作,不以理论取胜,而是记叙性的文献,应以“记”为主。即根据纂者的立场、观点,分门别类表以资料,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寓观点于事实之中,让资源“讲话”,一般不加褒贬之词。因此史存大体,善恶并著;志贵详载,重于事实。史志这种表里关系,从古到今,从大到小,表现最为明显、强烈。

综上所述,史志之间的异同,完全由双方各自的地位、作用和要求所决定、所存在。不顾客观事实,任何主观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真理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正是章学诚“志乃史体”的不足之处。对此,清代《含山县志》二个“序”讲得非常深刻。《序一》说:“史也者,上接王风,寓明春秋之义,大书特书,非非是是,炳日星而昭云汉,自龙门振始,历两汉、六朝、唐、宋诸大家,各秉一椽,为一代成书;极九州四表,人物、山川诸胜,记载罔遗,盖亦博采于诸志而大备之。史亦志之一,大都会也;志因与史并重。”《序二》亦说:“国家大经大法,有关治体者,必载诸史籍,以垂永久。而方域棋布,山川、谣俗,史所不及列者,守宰咸得集成一书,以为輶轩问政之助,此郡邑志所由始乎。顾史兼褒贬词,贵直而无私;志主扬圪事,取核而有据,乃史自南董而降,或谀或诬,率多失实,因不如志之近,见诸群邑者(志),犹为信而有征也。”

不须多加一字,史志之别,前人早已论述清清楚楚。所以今天修志,应吸收现代科学成果,按志例行事,千万不能人云亦云,句句套用章氏之言。但又不能因人废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章学诚的理论全不行了。应该指出,史学上的一种理论确立,和许多科学发现、发明、创造一样的,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正如牛顿所说的那样,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摘到智慧之果的。而20世纪的爱因斯坦,如果离开了牛顿学的理论,也是不可能创立相对论的科学体系的。今天我们修志,同样也要借鉴前人的经验,虚心敬诚,广纳贤言,方能尽善尽美,倾墨成书,完成新一代志书编修任务。

论志书语言

所谓“志书语言”,实际上就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语体文”。从新编志书来看,“语言关”是一大拦路虎。“语言关”过不了,就难成为传世之作,因此,我们在编写新方志时,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使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使之更加条理、准确、清晰、典雅、简明。其具体要求应贯彻大众化、时代性,科学化、知识性;简洁化、浓缩性,规范化、通用性。

本文就前两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大众化、时代性。大家知道,自从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语言,语言就成为人们重要的思想交流工具。文字则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既然是大家创造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也离不开这个群体。这正如鲁迅所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仓颉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善于采集文字的“史官”罢了。有其“言”才能拟其“字”。最初的言和文是一致的,文字是比较大众化的。《诗经》是中国一部很古老的诗歌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许多佐证。如《七月》中的“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等,都很浅显易懂,几乎是人们的口语化。

但是,后来“言”与“文”逐步走上了分离的道路。其原因不外乎有二条:一是书写艰难。当初记录语言的方法都是用刀刻在牛骨上、龟壳上、石头上,或者刻在竹简上、铜器上。由于书写十分艰难,就不可能有言必录,只能用最少的文字去包涵最多的内容,从而导致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离。二是阶级的偏见。奴隶主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控制着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大权。他们不耕而食,养尊处优,咬文嚼字。而广大劳动人民却享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样就加深了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鸿沟。一些封建文人还矜耀身份,故弄玄虚,矫揉造作,寻僻追异,无形中也使书面语同口语距离越来越远。《涵芬楼文谈》中曾记有这样一个例子:宋代宋祁同欧阳修一道修《新唐史》,常以写隐晦艰涩之词为尊。例如“以石投水”,他却要写成“以石内水”;和尚还俗,他偏说“发而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他却改成“蓬在麻不扶而挺”。欧阳修看了很不自然,于是就在他墙上写了“宵寝匪贞,札闼洪庥”八字相赠,他见了非常生气地要查问别人。

欧阳修进来说:“这是我乱写的,这有什么大罪,还要记到史书上去吗?”

宋祁赶忙接待了欧阳修,仔细再看八字,他说:“这不就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吗?何必这样写呢!”

欧阳修哈哈大笑起来:“你说得对,可是你自己的文章就有这个毛病,写史时用‘震雷无暇掩聪’来代替‘迅雷不及掩耳’,谁能看得懂呢?”

宋祁听了,非常内疚,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使用语言上的过错。

可见,汉语发展的道路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一方面先人虽用文言作为统一的书面语,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压抑和桎梏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学习非常困难,能够使用的人只有少数。

在此情况下,一种和口语相联系的书面语应运而起,与文言分庭抗礼。这就是白话,也就是我们现在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主要源头。它起初只用于通俗的文学作品,如唐代的传奇等。从宋、元以来,用白话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并产生了许多话本之类的文学巨著。到本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更彻底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基础,加快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相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文字改革和普通话的推广,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言文一致。所谓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传播和推广,有助于人们彼此间的交往,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加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量事实说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文特色,方志更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不能不带有时代痕迹。“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同样,今天我们修志,也应顺乎这个“世情”,要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其时代语言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就要求每部志书,不论他是记述何地何事,都要以普通话、书面语出现,做到时代性与大众化相一致。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风。如果我们再将书面语分成“消极修辞”(指科学、文献、法令、布告等)和“积极修辞”(指文学作品)两大类,那么志书则属“消极修辞”一类。它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确简洁,朴实流畅,严密典雅。

为了做到语言的大众化、时代性,新修地方志必须努力克服两大弊病:

一是“文夹白”或“半文半白”。这种现象现在普遍流行,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历史沿革”中常有“禹贡荆州之城”,“禹贡扬州之地”,“始皇始邑名”等等,全是从旧志中抄来的古文。这本来可以用现代汉语写成:“据《禹贡》一书记载,夏禹治水,奠定山川,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当时某地属某州”。再如:“县人方知动产不足持也”,“岁可收入二万元”,“不敷食用”,“蚕茧有输出者”,“县境夷为战场”,“年不顾,成灾于旱,千者十之三,灾于水淹者十之七”(《某县志·经济篇》)。读这样半文半白的志书,就像我们吃饭时不断吃到沙子一样,很不舒服。

二是方言口语入志的问题。一般地说,方言口语是未加工的土语,带有很大的地方性、片面性以及“父母语”等,基本上是不能入志的。因为地方志不仅是一方文明的产物,而且是时代文明的产物。因此,要高度珍视民族共同语,在捍卫民族共同语的纯洁性和发展民族共同语的事业中,每个编纂者负有重要的使命。试想:假如上海人把“讲张”(谈论)、杭州人把“木老老”(很多)、广州人把“霎气”(麻烦)、潮汕人“氢刺榴”(流氓)、淮北人把“拉不开”(担当不起)、皖西人把“斗”(吃)之类的方言带进志书中来,不是使人望而生畏、莫明其妙吗?还有“玉米”一词,东北叫“苞米”,四川叫“苞谷”,广东叫“黍米”“包栗”,闽南称“金豆”,闽北称“苞萝”,上海称“珍珠米”,苏北叫“玉黍棒子”,河南称“棒头”等,类此情况,举不胜举。不仅一词多音,而且一词多义。如果不以民族共同书面语为标准,各行其事,就会五花八门,不成体统。同时,地方口语还带有大量的俚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这些不仅含有庸俗低级、迷信的色彩,而且语义复杂,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也不宜用作方志的基本语言。

一提到大众化,有些人就认为“越俗越好”,有些《风俗志》甚至充满了地方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偏向、误解。鲁迅早在1934年《且介亭杂文》中就指出:“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可见,“大众化”是指整个民族大众的语言,不能用地方方言来代替。我们提倡大众化、时代性,但不是为了“迎合大众”,而是为了提高大众,使志书语言更富有今天的时代气息。

二、科学化、知识性。严格来说,一部志书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就是一个时代科学文化水平的“天然尺度”。从形式上看它是在记人记事。而从实质上看,它在“隐微”地综合现代一切科学成果——不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科学技术),都在这个“综合”之中。它要综合其它科学,那么它首先自己也要科学。

这科学的第一步,就是要使语言科学化。

志书语言的科学化(当然指传统语言学、非人造语文言),应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导思想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二是语言本身要符合语法知识和逻辑规律;三是它反映的事物、对象要准确——要吸取现代科学成果,要符合当代科学知识水平。三条并举,缺一不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只有从这个高度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我们的新志书才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否则不仅当代人通不过,就是九泉之下的方志之贤也会嗤之以鼻。

说到马克思主义,当然远不止一个语言问题。但语言作为人脑思维的外壳,一定要符合某种哲学原理。一个正常人不可能无思即言,或者胡言乱语。而马克思主义总结了人类一切先进科学成果,成为最革命、最合理、最科学、最严密的学说。

因此,正确的思维必然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必然是正确思维。譬如,我们在搜集资料时要力争求真务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作具体分析。这些,虽然都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但又是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反映的。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语言总是和思维相一致的。只有正确的思维,才有严密的语言。所以,要使语言纯洁健康,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我们就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也许这是一个被人们一时忽视了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问题。现在我们只要回头看一看以往的旧志,就不难发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内容,正是缺少这种严密科学思想指导的结果。当然,我们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不是主张人们去生吞活剥,照搬照套;更不是要人们去说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什么“顶峰论”“一片红”“对着干”等,这些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且也毒化、污染了祖国的语言。

毛泽东同志曾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以外,还有词章问题。”(转自《逻辑要领》一书)这就说明,语言除了要“承担”思维信息外,还要符合它本身的结构法则,体现逻辑学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律和语言学中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原则。前者指思维过程的形式,后者则是语言的表述方法;前者要合乎后者的习惯,后者要遵循前者的规律。二者有机的结合和制约,我们的词章才能条理化、科学化。为此,毛泽东同志曾一方面向我们每个文字工作者提出要“学点文法和逻辑”(《工作方法》草案),另一方面又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特别在新编地方志中,更应禁忌新的志书通病。如千篇一律,空话连篇;概念不明,文不对题;东拉西扯,节外生枝;联系不当,浮夸不实;牵强附会,偏尚文辞;生拼硬凑,粗制滥造;哗众取宠,自我表现等。这些,不仅违背了语法修辞基本知识和逻辑学常识,而且也失去了志书传统语言特色。

要使语言科学化,还要看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否科学——符合不符合现代各学科的常识和基本原理。凡是符合的,就叫做“应事即文”“顺理成章”;凡是不符合的,就叫做“违事臆文”“词不达义”。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符合”,就是说遣词造句,都必须遵循各学科的基本原理。当然这不是叫你去解释科学技术词句,写成科普知识或某学科发展专史。因此,要外呈志书志体;内含科学知识。可以按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编写《地理志》,亦可以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编写《经济篇》,起码要求不能违反或岐义有关专业知识常识。违反抵牾了,就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俗称“胡说八道”。

这类例子太多了,不仅旧志有,新志也有。如某志把某山地下温泉水说成“朱砂温泉水”,殊不知朱砂亦为丹砂,化学成分为硫化汞,是有毒的物质,这是与现代测试结果完全相违背的。某志稿把无花果说成“无花而实”,其实无花果是开花结果的植物,只不过花果同藏花轴肉球里,花小,人们直观不到罢了。某志稿把水杉分为“耳树”(母树)和“公树”。且不知水杉雌雄同株,自花授粉。还有,某志稿云:“陡降冰雹一小时,雹大如掌,四十亩秧池无存。”无论冰雹再大,也不会把“秧池”打得“无存”,只能把秧苗打得无存……既然基本概念都搞错了,还有什么判断、推理可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语言反映的内容都不对,那么其语言本身还有什么“科学”可说呢!要使志书语言准确,我们修志人员虽然不能成为“百事通”、各学科的专家,但我们必须掌握和通晓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否则,就如章学诚所说,“文人修志,其事不明,语义不深也”。

(丁剑)